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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自:羊城晚报

小凉山上的一场特殊“脱贫”

在县政府和支教团的帮扶下,这里的女孩经历了一场从制作简易卫生巾到改善人居环境的“战役”

  文/羊城晚报记者谭洁文

  图/滇西北支教团

  近日,一条“小学女生卫生间多了月经暖心盒”的词条登上微博热搜。杭州市钱塘区的一所小学在五六年级的女厕所中放置了月经暖心盒,并张贴出“勇敢向月经羞耻说不!”的标语。

  在离杭州市多公里的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,小凉山上的女孩也在经历一场生理知识的启蒙。对于这里的女性来说,“月经”曾是一个避忌的词,破布是她们最常见的生理用品。

  在当地政府和公益团体滇西北支教团的合力下,这里的女孩经历了一场从制作简易卫生巾到改善人居环境的“脱贫战”。这场“战役”持续了近14年,并且还在继续。

  背着四十斤棉花上大山

  滇西北支教团发现小凉山上的月经应对难题,属于一次偶然。

  年6月,支教团团长杨曦霆领着一支9人团队进入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支教。在六年级的班上上课时,总有女生请病假,说是“感冒了”,每次都有四五个女生同时“病倒”。

  杨曦霆没把女生们的“病”当一回事,只是让她们回宿舍休息。直到支教的第二年,团里几位女老师执意去宿舍探望“病倒”的女生。一看到老师,女孩马上捂着小腹,说肚子疼;再进另一间宿舍,一个女孩虚弱地躺在凉席上,血水染红了裤子和凉席,“老师,我生病了”。

  老师们这才回想起,他们从没听到这群十多岁的女孩说过“月经”这个词,也从未见她们拿着卫生巾进入厕所。杨曦霆感到惭愧:自己比这些女老师更早一年去支教,“但是我们几个男老师都疏忽了这个问题。”

  在同一个县里的大二地完全小学,彝族校长王志高也在经历同样的“发现”:在他进入这所学校任教的第十二年,课堂上一个女孩捂着小腹,说“肚子疼”。

  王志高问女孩是不是吃错东西了,女孩摇头说不知道。把女孩带到村里的卫生室,村医简单问了女孩的情况,站起身把王志高拉到一边,用彝语低声告诉他:“这个女孩来月经了,那叫痛经。”

  王志高感到惊讶。他并非不知道“月经”这个词,然而小时候询问家中长辈什么叫“月经”时,对方只皱着眉头丢下一句“女人会流血”,还嘱咐他“不要在女人面前提到这个事情”。突然面对来了月经的女学生,王志高顿时觉得“有点不好意思”。他无法向女孩开口说出“你来月经了”,只能匆匆把她送回宿舍,找了一名女老师替自己传达村医的医嘱。

  事实上,在这座大山里,月经一直是件“不可言说”的事情。十几岁的彝族女孩来了月经不敢告诉父母,找来一条用过的破布,叠几层垫在裤子里;结了婚的彝族少妇即使痛经得直不起腰,也要下地做农活。十几年前,宁蒗县医院妇产科实习,来看病的妇女们一看到诊室里坐着男人,吓得转头就走。

  看到这一切的杨曦霆意识到,女性健康知识的缺失就像一张巨网,把山区里各个年龄段的女性牢牢网住。支教团要把这张巨网撕开一个口子——让学校里的女孩子们用上卫生巾,就是突破口。

  那时是年,山里没有通路,连县城的大超市也没有卫生巾售卖。支教团的老师们就商量着从外面买来几十斤棉花和纱布,运到山里的小学,教女孩子们制作简易卫生巾。

  从丽江买来的棉花和纱布只能乘车运到镇上,而镇上和支教学校之间隔着几座大山,车开不了,滚轮行李箱也拖不了。杨曦霆和其他几位支教老师就把自己背包里的行李归拢,腾出空间塞棉花。女老师背着,男老师扛着,八个人步行七个多小时,忍着蚂蟥的叮咬,从湿溜溜的泥地上滑倒又爬起来,把四十斤棉花背上了大山。

  这样的搬运在每学期开始前都要进行一次,四十斤棉花可以做成近片卫生巾,供给女孩子们一学期的用量。上课间隙,老师就带着女孩子们从纱布上剪下两片长方形,叠在一起,在边缘重叠处缝上几针,再往中间填入棉花,一片卫生巾就做好了。

  制作简易卫生巾的习惯在宁蒗县的五所学校里持续了近六年。直到年脱贫攻坚战打响,县政府投入了17亿元新建和改扩建农村公路,在年实现了“乡乡油路、村村硬化、组组通达”,山里的女孩去县城买卫生巾才变得方便起来。

  “这是我们的爱”

  尽管支教团努力培养女孩子们使用卫生巾的习惯,然而山区里女性健康意识的长期缺失,已经在这些彝族女性身上产生了不良后果。

  夏阿牛是宁蒗县烂泥箐乡的一名彝族妇女,丈夫杨克千是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。和多数彝族女性一样,夏阿牛从小没有穿内裤和洗澡的习惯,十六岁第一次来月经时匆忙找了一块破衣服垫着;她对两性卫生和怀孕流产了解不多,年,怀孕了四次的夏阿牛生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。

  生产后的第二年,夏阿牛开始断断续续地腹痛。医院检查,没有结果;医院,但是夏阿牛刚做完一场肠粘连手术,杨克千把家里的几头猪和鸡都卖了才凑齐手术款,还欠了亲戚三四万元。夏阿牛只能吃些村医开的口服药,有力气时就下地劈柴,没力气时就捡捡地上的松毛。

  年初,夏阿牛的腹痛越来越严重,只能躺在床上。恰逢当时山上下大雪,滇西北支教团的志愿者杨欣被困在山上,没地方住,杨克千就邀请她来自己家里住几天。看到夏阿牛的病状,杨欣心中不忍,立马问杨克千“有没有卡”,自己先往卡里转了一万块钱,让他带着妻子“去丽江看病,不行就去昆明”。

  靠着医院,夏阿牛很快被确诊为宫颈癌。手术费用需要八九万元,杨曦霆和支教团的其他老师有的捐一两千,有的捐三四千,还有一位学生捐了19块9,为她凑齐了手术费。杨克千把每笔汇款工工整整地记在笔记本上,问杨曦霆这笔钱该怎么还。杨曦霆摆摆手,“不用还,这是我们的爱,你妻子治好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  手术期间,医院住了17天,杨欣也陪了夫妇俩整整17天。杨欣医院旁边的宾馆,于是自己花钱租来两张折叠床,和杨克千一人一张,晚上睡在病房外的走廊里,白天搀着夏阿牛做各项检查。

  看着妻子开刀动手术,杨克千深受震撼:原来女性不注意生理健康,是真的会要命的。夏阿牛病愈后,杨克千学会给妻子买卫生巾,每晚在家里烧热水给她洗澡,月经期间不让她下地干活。

  夏阿牛的经历在过去的彝族山区中绝非个例。一项针对凉山彝族妇女健康的调查显示,在过去,相当多彝族妇女患妇科医院,对疾病的态度大都是能忍就忍、能拖则拖;医院又交不起医药费,陷入恶性循环。

  落后的卫生条件是彝族妇女妇科病频发的元凶之一。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昭觉县,妇科病在妇女所得的疾病中占比曾一度高达55%;而在相邻的布拖县,30-40岁的已婚彝族妇女中曾有50%患有附件炎、阴道炎等妇科病。

  这些事实让滇西北支教团意识到,只给彝族女孩们提供几片卫生巾,还远不足以帮她们建立起生理健康意识;如果不改善她们的卫生习惯和卫生条件,洁身自爱的目标只会成为空中楼阁,无从实现。

  “表面上是卫生巾的问题,实际上折射的是整个山区的卫生环境。”杨曦霆说。

  洗上一个热水澡

  加入滇西北支教团已经五年,李瀞仍能回忆起第一次进入宁蒗县沙力河完全小学的情景:几个衣服黑乎乎、脸上挂着鼻涕的小孩开心地扑上来拥抱她。李瀞想起支教团的领队在上山前叮嘱:“无论孩子们的卫生情况多么糟糕,你们都不能(把情绪)表现出来。”她懂得尊重孩子们的自尊心,热情地抱了回去。

  她很快发现,学校虽然通了水电,但是没有热水器和淋浴间,孩子们完全没有洗澡的习惯,也不会刷牙洗脸洗衣服,指甲缝里全是污垢。

  李瀞决定从最简单的剪指甲着手,改善他们的卫生习惯。她伸出自己的手给几个孩子看:“你们喜欢白白净净的手吗?”孩子们羞红了脸,把自己的小手收到背后,顺从地跟着李瀞去办公室,接受她给自己剪指甲。李瀞的指甲钳很快成了班上的热门物品——李瀞把它放在女生宿舍后,一个三年级的女孩踩着铁架床,把它藏在两米高的窗台上,因为“怕男孩子来偷”。

  杨曦霆也明白,对于来了月经的女孩们来说,洗手洗脚并不能帮助她们彻底清洁身体。必须实打实地建设现代卫浴设施,让她们舒舒服服地洗上一个澡。

  年夏天,杨曦霆发动自己的社会关系,请一家酒店企业在宁蒗县的10所小学捐建了间淋浴间和50间厕所。浴室配备了组合花洒,厕所有隔板和冲水系统。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四点,“洗澡课”准时开课,孩子们端着支教团发的塑料盆和毛巾,排成男女两队进入浴室洗澡。

  大二地完全小学的学生杨明珠是这些卫浴设施的第一批受益者。第一次洗澡,她洗了整整三十分钟,“热水泼在脸上特别舒服”。她很高兴自己终于能专心上课了:“以前身上总感觉有东西跳来跳去,然后就用手去抓,抓完就不知道老师讲到哪里了。”

  但支教团很快发现,孩子们尽管在洗澡课上洗得白白净净,一回到宿舍就“又臭了”:学校位于海拔米的高寒山区,没有暖气,屋子里空气憋闷,挤着十几张尺寸不一的铁架床,床上堆着油黑的衣服被褥,一进门“就像撞上一堵墙”。支教团和本地彝族老师一起扫地拖地,试图抹掉墙上厚厚的苍蝇屎,但是越洗越脏。

  “这是个连锁反应。你解决完卫生巾又要解决洗澡,解决完洗澡又要解决她的宿舍。”杨曦霆告诉记者。年暑假,宿舍改造项目开始落地:企业捐赠油漆、书桌、柜子和床上用品三件套,滇西北支教团出钱请工人粉刷组装,目标是在暑假结束前把20所小学的80间宿舍翻修完毕。

  夏阿牛的丈夫杨克千是这次改造工程的“监工”。妻子病愈后,他怀着报恩的心,成为了滇西北支教团的彝族项目经理。他知道自己短时间内还不了支教团捐给自己的八万块钱,于是帮着支教团干活,想着帮他们多省点钱:他和工人们一起工作,铲掉宿舍墙上的黑污,仔细填补墙面的破损,每天从早上7点忙到晚上7点,周末也不休息,“工期多延长一天,人家支教团的费用就多浪费一天,我帮着加把劲,就可以给捐款的爱心人士多省点钱。”杨克千说。

  至年,滇西北支教团完成了宁蒗县55所学校近间宿舍的翻新改造。新宿舍墙面光洁,铺着崭新的床单被套,窗户上安装了窗帘保障隐私,墙上有镜子,还配备了洗衣房、开水房。

  与此同时,整个宁蒗县的人居环境改造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:年以来,宁蒗县实施农村危房改造户,新改造的房子做到厨卫入户、人畜分离,卫生条件大幅改善;推动“厕所革命”,村里家家户户都换成了冲水式户厕,还有化粪池密闭处理;全县户4.2万人易地扶贫搬迁,住进了现代化小区。

  用帮助取代讥笑

  脱贫攻坚战胜利以来,女孩子们用上了现代卫浴设施,住进保障隐私的房间。再加上卫生巾购买渠道增多、爱心企业不断捐助卫生巾,越来越多的女孩培养起了勤换卫生巾的习惯,有些月经量大的女孩一天可以换两到三片卫生巾。

  在妇科病防治上,宁蒗县妇幼保健院全年对35到64周岁的妇女开展免费宫颈癌、乳腺癌筛查工作;基层村医的妇科病药物从十年前的三四种达到现在的十几种,包含了治疗经期不正常、痛经、阴道炎等疾病的药物。宁蒗县的村医马新才表示,女性来他这里看妇科病不再害羞了,“很大方地讲经期是什么时候,小腹疼痛有几周。”

  然而,长久盘踞在彝族山区里的月经羞耻,依旧如影随形。大二地完全小学的杨明珠每次领回卫生巾,就赶紧把它放进书包里,再背着书包跑回宿舍。有一次她的卫生巾被班上男生看到,对方打趣:“你们又领了创可贴吗?”有的女生就算把卫生巾拿回宿舍也不放心,从外面搬回一个纸箱,把卫生巾严严实实地封在里面。

  要打赢这场“月经脱贫战”,除了改善卫生条件,更长远的是要帮女孩们建立正确的生理意识,不再为月经感到“羞耻”。观念的转变需要长期的努力:早在年,滇西北支教团就尝试在五所支教学校里开展生理健康课,老师们拿着女性生殖器模型,向女孩们讲解月经和怀孕的原理。宁蒗县妇联也多次进入各所学校,开展未成年青春教育工作。

  “女生课”吸引了从小学到初中各个年级的女生前来旁听,有的女孩几乎哭着听完整堂课。“她们太需要生理知识了,太想了解这回事了。”杨曦霆感慨。有的女孩说“老师,我们一直想听这个,没有人跟我们讲,老师你能不能多讲一讲?”有的女孩听得专注,不想下课,“老师,我们先不吃饭,您再给我们讲一讲。”

  到了年,支教团把“女生课”升级为男女一起上的“青春健康课”。课堂上不仅讲月经,还讲男女性的生理构造、青春期的身心变化。

  在支教团看来,男女一起上课的最大意义在于加强两性之间的理解沟通,让他们学会互帮互助。夏天时,学校里有男孩故意扯女生的内衣带子,支教老师赵景生气地责问男孩“这有什么好玩的”,男孩嬉皮笑脸地跑开了。“男生在了解女性生理知识后,就会在女生面对身体变化时,用帮助取代讥笑。”赵景告诉记者。

  在生理课堂之外,支教老师们也在努力教导男孩子们尊重女性。支教老师李瀞的班上总有男孩和女孩打架,她赶忙把男孩拉到一边,质问他为什么打女孩,男孩说“我爸爸就是这么对我妈妈的。”

  李瀞心下黯然。她知道这些小男孩很尊重自己,于是把自己代入:“如果我是你的妈妈,你爸爸要是这么打我,你会愿意吗?”男孩沉默着摇摇头。

  支教老师江雪华则会鼓励女孩子们去爱自己、发现自己的美。当她看到班上女孩穿了颜色鲜亮的衣服,就会称赞她“你今天很漂亮”,还会走到她身边,帮她扎起两根高翘的马尾。

  在县政府和支教团的长期努力下,宁蒗县的彝族女孩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:她们学会了使用卫生巾,养成了洗澡洗衣服的习惯,看起来干干净净。

  但要做的还有很多:卫生巾的购买渠道主要集中在县城的超市,山区里的小卖部鲜有售卖,因此山区学校里的女孩使用的卫生巾仍主要来自爱心企业的捐赠。杨曦霆希望卫生巾产品可以离山区的女孩子们越来越近,让她们自己就能随时购买,“当一个女孩有10元钱,她可以去买辣条,但如果她有了爱护自己的意识,她就会拿这笔钱去买卫生巾”。

  小资料

  滇西北支教团

  滇西北支教团是一支7年8月组建的支教团队,迄今为止已发起组织各类型支教79次,输送支教老师超过名,覆盖共计68所学校,支教地区涉及云南省丽江市区、丽江市玉龙县九河乡、永胜县顺州乡、宁蒗县西川乡、烂泥箐乡等。主要组织半年至一年的长期支教活动,也有极少部分的短期支教项目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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